下朝后，百官纷纷散去，只有房玄龄一个人跟在唐太宗李世民身后。李世民以为他有要事禀报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房玄龄是怕河东狮吼，不敢回家见他老婆卢氏。
后来，李世民为了犒劳房玄龄，给他赐了几个美人。房玄龄屡辞不受，李世民知道是因为他夫人卢氏妒忌，就把她召来，说：“你要不妒而生，还是宁妒而死呢？”
卢氏说：“妾宁妒而死。”
于是，李世民命人送上一杯“毒酒”，卢氏二话不说，一饮而尽。一口入喉，卢氏才知道，这不是“毒酒”，而是一杯醋。
唐太宗当然不会毒害功臣夫人，他看着彪悍的卢氏，只好说：“这样的女子我都怕，何况是房玄龄！”
这个故事被记载于唐人笔记《隋唐嘉话》中，也是“吃醋”一词的来源。
房玄龄辅佐李世民31年，身处朝廷中枢22年，除却中间丁忧、微谴，前后任相至少20年，堪称贞观政坛上的“不倒翁”。
这样一位名相，可不单单是怕老婆的老实人。
1
房玄龄也许终生忘不了，隋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的秋天，一支在太原起兵的军队率先进入关中。年近不惑的他，正是在那时见到了20岁的李世民。
隋末天下大乱，房玄龄是隋朝的“副县级干部”，当过隰[xí]城县尉。当李渊起兵挺进关中时，房玄龄拄杖前往李世民的军营大门谒见，“应聘”成为李世民的记室参军，相当于秘书。
史载，这对日后结下31年君臣情谊的牛人，“一见如旧识”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来电，跟老朋友似的。
隰城，在今汾阳市。房玄龄从隰城前往李世民屯兵的渭北，应该会经过潼关。当时驻守潼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渊的长子李建成，他才是李渊第一顺位的接班人。
房玄龄绕过李建成而投到李世民帐下，着实有先见之明。他一眼就看中李世民这支潜力股，跟对了老板。
早在隋文帝在位时，少年房玄龄就表现出远见卓识。
房玄龄出生于清河望族房氏，他十几岁时随父亲房彦谦到长安。
当时，世人皆以为天下太平，可以过好日子了。房玄龄却悄悄对父亲说，隋朝皇帝本无功德，现在嫡庶不分，让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相互倾轧，终究会引发内乱，不足以保全家国，如今虽然清平，但其灭亡可翘足而待啊。
十多年后，隋朝果然乱了。
一个人靠不靠谱，不只要看他说什么，还要看他做了什么。
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，就表现出了职场达人的本色。唐朝统一战争中，秦王李世民征战最多、战功最高，作为他的秘书，房玄龄的工作主要是起草表章、收发文书，随李世民征战四方。
在投奔李世民之后的短短几年间，房玄龄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就连李渊都对他赞不绝口。
李渊称赞房玄龄说，此人堪当大任，他为我儿办事，每次都能看穿人心，我在千里之外读他的奏表，就如同跟我儿对面交谈一样。
房玄龄是个文化人，堪称李世民的“文胆”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学术界连房玄龄的名字都难以确定。《旧唐书》说，房玄龄名乔，玄龄是其字，他以字显于世，而《新唐书》却说，房玄龄，字乔。
后来，史学家根据唐代神道碑的记载，才采纳《新唐书》的说法——“名玄龄，字乔”。
2
房玄龄在史书中的评价十分耐人寻味，可谓“贤良无迹”。
这是说，房玄龄虽然被称为“贤相”、“良相”，可与强势的一代雄主李世民相比，实在拿不出什么事迹，好像高光时刻只有隋末唐初的定策之功，最大的特点是“德亦至矣”，也就是道德上没什么缺陷。
甚至有学者批判说，房玄龄在贞观中后期无建树，庸言庸行，不过是个平庸的官员。
贞观初年，李世民大赏功臣，却将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和侯君集等五人定为功臣第一。
李世民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不服气，说我们这帮将领在前线杀敌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而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不过是刀笔之吏，凭什么功居第一。
面对叔父的质疑，唐太宗严肃地说：“玄龄等有筹谋帷幄，定社稷之功，所以汉之萧何，虽无汗马，指踪推毂[gǔ]，故得功居第一。”
这是以汉初的功臣萧何作比喻。当年刘邦封萧何，将领们也很不服。刘邦咋说的？他跟汉初群臣说，你们懂打猎不？打猎时，追杀猎物的是狗，对狗发号施令的是人，诸君能追逐走兽，是“功狗”，萧何给你们下达指示，他是“功人”。
刘邦说完，群臣皆不敢言。李世民说完这话，其他人也闭嘴了。
房玄龄与另一位名臣杜如晦并称为“房谋杜断”。他们是李世民手下的创业骨干，其中，房玄龄擅长谋划，杜如晦善于做决断，都是干大事的人。
杜如晦为房玄龄所举荐。大唐定鼎长安后，秦王府的很多幕僚跑路了，他们被调到外地，或去朝廷求个正式编制。杜如晦在秦王帐下，本来也要走。
房玄龄得知后，急忙告诉李世民：“我知道府中幕僚纷纷离去，但是没什么好可惜的。只是杜如晦聪明识达，有王佐之才。秦王如果只想镇守一方，那就用不上他，但您若要经略天下，就非重用杜如晦不可。”
李世民一听，恍然大悟，赶紧把杜如晦追回来，并对房玄龄说：“你要是不提醒我，我差点就要让人才流失啊。”
杜如晦在贞观四年（630年）就染病去世了，房谋杜断实际的合作时间并不长，他们最大的功绩是帮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，从他哥哥李建成手中夺取了皇位。
唐高祖李渊在位时，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两党剑拔弩张。秦王府的一些幕僚被调离外地，这可能是李渊在平衡、分化两方势力。
到玄武门之变前夕，房玄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不得进入秦王府内。李世民身边没有贤臣辅佐，正独自愁怅。
此时，李世民和李建成已经彻底闹掰了，箭在弦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情急之下，李世民让大舅子长孙无忌暗中将房玄龄和杜如晦召来，商讨大计。
在骨肉相残的恐怖之中，李世民急了，甚至有些恼怒。史载，李世民还摘下佩刀交给猛将尉迟敬德，让他跟去看看，如果房玄龄不愿来，就把其首级带来。
房玄龄等人只好穿上道士服饰，悄悄入秦王府议事，帮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房玄龄直言说道，现在再不做，就快完蛋了，要李世民“遵周公之事，外宁华夏，内安宗社”。
当年周公辅政，为平定叛乱，诛杀、流放周武王的兄弟管叔、蔡叔，有念及亲情吗？李世民就在一众谋臣猛将的帮助下，发动了玄武门之变。
玄武门之变后，房玄龄为宰相，辅佐李世民完善了三省六部制，修订了《贞观律》，一改隋末杨广南巡北狩、修运河、征辽东的苛政，以“宽仁”治理天下，一手促成了贞观之治。
这是房玄龄的功绩，不可抹杀。从房玄龄的为官经历来看，他最看重的是国家稳定发展。
房玄龄与隋末学者王通有过一番对话。
房玄龄问如何侍奉君主。王通答道：“无私。”
房玄龄又问用人之道。王通说：“无偏。”
最后，房玄龄说：“敢问如何教化世人？”
王通回答道：“正其心。”
当上宰相后，房玄龄在庙堂之上以身作则，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，堪称为官者的表率。
贞观一朝，皇帝要展示从谏如流、宽容大度的胸怀，而大臣中除了魏徵等几位出了名的谏臣，其他人更多是表现出谦卑与忠诚，最典型的就是房玄龄。
只要不瞎折腾，太平盛世就会如期而至。
3
有学者发现，贞观朝敢于直谏的名臣，均非李世民的创业功臣，比如魏徵，本来是李建成的部下，还有马周，原本是乡下教书的。
房玄龄这个功臣反而处处谨小慎微，不常掺和这些事。
李世民曾问过房玄龄，前朝的隋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？隋唐皇室都是关陇贵族出身，论亲戚关系，隋文帝还是李渊的姨丈。
房玄龄不敢像年轻时那么愤青，当着别人面骂隋文帝了，而是说，他老人家生前勤于政事，每次与大臣议事，日头偏西了还不休息，五品以上的官员，他都赐座让他们坐着论事，是个好皇帝。
李世民不同意，说，你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隋文帝不信任他的大臣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，我就跟他不一样，我选拔天下人才，论功行赏，让他们各司其职，有什么事宰相报告给我就行了。
他又对房玄龄说：“你现在是宰相，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，你一定要及时提出来，不可盲从啊！”
但有一次，房玄龄真的跟唐太宗提意见，反倒把自己吓得够呛。
一天，房玄龄在路上偶遇少府少监窦德索, 见他正在主持修缮京城的北城门。少府少监执掌百工之事，是给皇帝搞装修的。
房玄龄不假思索地问了一句，这个城门还能使用，何必劳民伤财呢？是谁让修的？
窦德索被他怼了一顿，回头就给李世民打小报告。
李世民一听，闷闷不乐，跟房玄龄说：“你只要管好六部的事情就够了，我要修缮城门，与你有何关系呢？”
房玄龄才知自己僭越了，连连谢罪，幸亏魏徵出来给他打圆场。
魏徵上奏说，我不知道陛下为何要责备房相，他身为宰相，对朝廷内外的事都要关心，如果修缮城门是件好事，他一定会协助少府少监完成它；如果这是坏事，那他过问一下主管此事的人，也是分内的事。
李世民听从魏徵的话，不再责备房玄龄，修缮城门的工程也停了下来。他没有忘记善于纳谏的“人设”。
贞观十九年（645年），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，留下太子与尚书省长官房玄龄留守京城。
此时，有一个男子跑来跟房玄龄告状。
房玄龄纳闷了，问：“你要告谁？”
那男子说，我要告你。
房玄龄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追上李世民，将男子的诉状呈给他。李世民一看，当场将诉状毁掉，并下令处死那个告状的人，还写信责怪房玄龄，说：“公何不自信！”言外之意是，这种事情你自己看着办，没必要请示我。
其实，房玄龄哪里敢擅自杀死告状的人，如果他杀了那男子，就有杀人灭口的嫌疑，只有将处置权交给皇帝，才能洗清污名。
伴君如伴虎，房玄龄表面风光，背地里处处小心，可不知熬白了多少头发。
房玄龄怕老婆，但他老板唐太宗未必就比老婆好伺候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每次受到唐太宗责备，房玄龄“累日朝堂，稽颡[sǎng]请罪，悚惧踧[cù]踖[jí]，若无所容”。
一代名相，在朝堂上屈膝谢罪、手足无措，可如此一来，唐太宗也不好再苛责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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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玄龄为相，另外一大贡献是监修史书。但在他的监修下，玄武门之变成了千古之谜。
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玄武门之变的13年后，李世民向史官褚遂良提了一个要求，爱卿你知道起居注么？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啊？
褚遂良断然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，说起居注是史官记录皇帝言行善恶的，从来没有君主自行取来阅读。
李世民最在意维护“明君”人设，怕史官说他坏话，又问了一句：“朕有不善之处，爱卿也会记载吗？”
褚遂良说：“臣的职责就是记载史实，不敢不记。”
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泊接着说：“假使褚遂良不记，天下亦皆记之。”
李世民在褚遂良那里碰了壁，又去找老干部房玄龄，问：“国史为何不让帝王看呢？”
房玄龄只好实在地说：“国史善恶必书，恐怕会忤逆当朝皇帝的旨意，所以最好是不要看。”
李世民知道还是房玄龄好说话，变着法子向他套话：“朕如今想看国史，好事姑且不论，若是做过恶事，看了可引以为戒。卿可将其抄录来，让朕看一看。”
在皇帝的旁敲侧击下，房玄龄心领神会，遂将国史修改抄录后，呈给唐太宗。
此时，李世民终于暴露了偷看国史的目的，他看了房玄龄删改的版本后，还觉得“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”（即玄武门之变）的记载有问题，下诏要史官们继续修改，“直书”其事。
一番来回折腾后，房玄龄“删略国史”，反而将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掩盖了。
房玄龄伴君之侧，就这样凭借着明哲保身之道与治国理政的才能，长居相位20余年。
在所有贞观名臣中，若论权位之高与执政时间之长，可与之相比的，只有皇帝的大舅子、凌烟阁位列第一的长孙无忌。
巧的是，房玄龄家族与长孙无忌家族的命运何其相似。
长孙无忌在唐高宗在位时，因与武后一党争斗失败，最后被贬，逼令自缢，其子都被罢官除名，流放岭南，近支亲属沦为奴婢。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，尚且身败名裂，更不要说其他大臣了。
房玄龄在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病逝，没有亲眼看到家族的衰落。
病重之时，房玄龄终于敢说几句真心话了。
房玄龄一向反对唐太宗征伐高句丽，在病榻之上，他倾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写了一篇奏章，劝说唐太宗不要再出兵辽东。
高句丽后来在唐高宗年间被唐军所灭，且不说房玄龄的观点是否正确，在这一刻，他不为民族大义，也不为个人前途，只为天下苍生。这或许，是他的初心。
在这篇《谏伐高丽表》中，房玄龄写道：
今兵士之徒，无一罪戾，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，委之于锋刃之下，使肝脑涂地，魂魄无归，令其老父孤儿、寡妻慈母，望轊[wèi]车而掩泣，抱枯骨以摧心……且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不得已而用之……
李世民读到这篇文章，知道是房玄龄临终所写，大为感动，对女儿高阳公主说：“此人危笃如此，尚能忧我国家。”
高阳公主，是唐太宗的爱女，也是房玄龄的儿媳妇，她嫁给了房玄龄之子房遗爱。到了唐高宗在位时，房遗爱卷入谋反案，坐罪赐死。
之后，房家的儿孙死的死、贬的贬，房玄龄去世后的配享也停了。房玄龄的后代直到几代之后才再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，但均未担任要职。
房玄龄生前如履薄冰，苦心经营数十载，却注定看不到，他去世后家族的剧变、子嗣的零落。
原来，富贵权势，不过如梦一场。
参考文献：
[唐]吴兢:《贞观政要》, 中华书局，2011年
[后晋]刘昫：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
[宋] 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
[宋]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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